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：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强化（上）
寒人掌权 职卑权大
——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强化
修晓波
寒人有了出头之日
南朝官场上的一个大的变化，是世家大族走向衰落，“寒人”登上历史舞台就成为必然的结果。“寒人”指的是地主阶级中的下层，他们没有特权，也沾不上祖宗的光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，在机会来临时拚命地往上爬，去争取荣华富贵。
南朝的4个开国皇帝都是寒人出身。比如宋武帝刘裕，年轻时种地砍柴，撒网捕鱼，还做过小买卖。齐高帝萧道成临死时说了一句真心话：“我本是个小老百姓，想不到有做皇帝的一天。”他们深知寒人地位低，做官心切，能卖命干活，又便于使唤，因此做了皇帝后都喜欢提拔大批的寒人辅佐自己，这就为寒人做官开辟了一条途径，监察官的岗位也是如此。刘宋时有一个叫戴法兴的，是会稽郡山阴县（现浙江绍兴）人，出身贫寒。他父亲是贩麻布的，他小时候也在集市卖过细麻布，因为读了一点书，在当地有点小名气。刚步入官场时只在建康（今南京）做一个小小的仓部令史，后来得到宋孝武帝刘骏的赏识，当上了中央监察机构的侍御史，这是监察官中的高级干部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纪委常委。唐朝人李延寿写了一部《南史》，其中列有“恩幸传”。所谓恩幸就是皇帝宠爱的人，“恩幸传”里记述了20多人，都是寒人出身，后来都做了高官，戴法兴只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监察官威风凛凛
南朝开国皇帝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都花大力气加强监察机构建设。南朝中央监察机构主要是御史台。刘宋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仍是御史中丞，但在权威上超过前代。御史中丞不仅掌管监察工作，还兼任执金吾的工作。执金吾是一个官职，相当于京城及其附近地区的警备司令，因手执金吾的兵器而得名。御史中丞出门有专道，这可比有专车的特权大多了。朝中百官遇见御史中丞出行，都要停下自己的车马，以示敬意。御史中丞的主要助手是两名治书侍御史，负责监察六品以上的中高级领导干部。在他们下面是10名侍御史，分管10个部门的监察工作。萧齐时御史台叫“南台”（因御史台在尚书省之南，故名），御史中丞也称“南司”。有一个叫江淹的人，做过尚书台的官，后又任御史中丞。当时的丞相（即后来的明帝）在和他谈话中比较了这两个部门首长的不同特点，丞相说：“你过去在尚书省做官，讲究的是宽猛相济而且要适度，即能做到折衷；现在做南台的长官，就是要有威严，能震慑百官。”梁朝御史中丞的权限比宋、齐时更广，地位也更加尊贵，上朝时有10人组成的仪仗队随行。其中8人戴着武官的帽子，套着大红色的袖套。帽子很大，上面插着貂尾作为装饰。他们高举着青颜色的接受检举、申诉的大袋子。另有一人穿着浅黄色的衣服，手里拿着惩罚人的鞭杖，跟在仪仗队的后面。到了宫殿前，8人中有7人高声呼叫着跟随御史中丞入殿，一直到皇宫的台阶下。还有一人因要收拾受理检举、申诉的大袋子，就不跟着呼喊喝道了。这种气派的场面，我们现在可以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看到。但电视剧中出现的多是帝王出行的镜头，没人举着受理举报的袋子，只不过仪仗的人数更多、规模更大一些罢了。在南朝，中央的监察官除御史之外还有尚书左丞。尚书左丞也负责弹劾百官，但职权范围比东晋时大，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官，都是他的工作对象。宋、齐的时候，还出现过尚书左丞检举控告御史中丞的事，说明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监督。
典签官小权大
对地方的监察，南朝的宋、齐都实行了典签制。典签原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，和今天的文秘工作者（不是领导的专职秘书）相似。自东汉末年以来，州的刺史演变成行政长官，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出现了断裂层，宋、齐的君主就发明了用典签监视地方官员的方法。
做典签的都是寒人，易于控制。宋孝武帝时，开始直接把典签派往各个地方，有的州派一名，有的州派上两三名，一年几次回都城汇报地方上的情况，任务就是监察诸王和刺史。典签的职位很低，但他们依仗皇帝的信任，可以代替地方官批阅公文，地方官向中央报的奏章也要由典签签字，职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监察官的范围，比刺史还“牛”。齐武帝的弟弟萧晔做江州刺史时，和典签赵渥之合不来。赵渥之说：“我离开江州，你的刺史也做不成了。”萧晔不信。赵渥之也不多说，回到京城，在齐武帝面前说了许多萧晔的坏话。果然，萧晔的刺史就被撤掉了。典签制的推行，强化了对地方的监察，但也产生了一个弊端，即典签权力太重，无人监督，如果他们腐败了，怎么办？齐永明8年（490年），有人揭发南兖州的典签刘道济贪污赃物价值多达百万，齐帝震怒，杀了道济。第二年，另一个南兖州的典签何益孙也因贪污百万被杀。同一个地方的典签“前腐后继”，真是发人深省。到梁武帝时，终于下决心取消了这一制度。典签存在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作为监察地方的一种方式，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笔。
难言之隐如何说
南朝的监察官中很多人都能大胆工作。刘宋初年，孔琳之做了御史中丞，一次他竟然把尚书令（相当于宰相）徐羡之给检举了，徐羡之请孔的弟弟出来说情。孔琳之说：“我冒犯了当朝宰相，准备一个人来承担罪过，你不应为了我受牵连，何必参与这事呢？”把自己的弟弟给顶了回去。宋武帝为此还特地到史台，表彰了孔琳之。梁朝的张缅担任御史中丞的工作，不畏权贵，敢抓敢管。梁武帝派画工给他画了像，挂在御史台，号召其他的监察官向他学习。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。
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，可实际上监察官也有难言之隐，那就是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否则就要被罢官免职，这种责任追究可是动真格的。而一旦认真起来，又要遭到权贵的打击报复而丢掉乌纱帽。真是进退两难。南齐有一个叫刘休的御史中丞，对此做过一个统计，他说：“刘宋王朝共60年，担任御史中丞的有53人，每个人平均的任职时间也就一年左右。”根据这个心得，他干了一年的御史中丞，就主动辞职了。
南朝的监察制度是强化了，但南朝4个朝代的寿命都不长，正像黄炎培先生所说的那样，“其兴也氵孛焉其亡也忽焉”。翻开南朝的历史，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开国皇帝们都是立志有为、能干事的人，而他们的继任者，多是或荒淫残暴或十分平庸，祖辈留给他们的基业被糟蹋掉了。呜呼哀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