响铮铮一身风骨 ——记广西钟山县优秀纪检监察干部钟世才
病床上的钟世才，看上去有些虚弱，握过来的手冰凉却透着力量。
这是一个在纪检监察战线上奋斗了18年的“老纪检”，也是一个罹患淋巴癌仍坚持工作四年的“老黄牛”。
有人喊他“老钟”；有人称他“老华（哥）”；更多的人尊敬地叫他“钟主任”。
同事眼中的他性格温和，工作起来雷厉风行；平时话不多爱看书，一聊起案子就滔滔不绝。
他外表朴实，内心火热，每一位父老乡亲的疾苦都让他牵挂；他亦有较真碰硬的豪气，哪怕面对位高权重者，只要损害了群众的利益，他绝不退让。
他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纪委信访室主任、审理室主任、纪委常委，现任正科级检查员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，他怀抱一颗赤诚之心，做人做事同样一丝不苟、百般尽责，一身风骨铮铮作响，令无数人心折。
“违法乱纪的事我就要管”
钟世才只有1米6，既不高大也不威猛，但查办案件时的他，却活脱脱是条硬汉子。
2000年9月的一个晚上。天刚擦黑，钟世才家的电话响了。他接起电话，一个陌生的声音问：“李某的案子你清楚吗？”钟世才明确地告诉对方：“我清楚！”“你要放聪明点，不要太‘刚’，不然……”对方言语中含着威胁。
钟世才毫无惧色，一字一句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‘聪明’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知道违法乱纪的事我就要管！不管是什么人，违反党纪国法就应该受到处理。”对方听出钟世才没有丝毫松动退步的意思，便挂了机。
当时钟世才正在查办某县直部门负责人李某私设“小金库”、贪污私分公款一案。
恐吓电话非但没有吓倒钟世才，反而坚定了他一查到底的决心。一个月后，该案以确凿的证据办结，李某受到了留党察看处分。
钟世才始终坚信邪不压正。
一次，他与一位涉案正科级干部谈话，希望对方主动交代问题。开始，这名干部不但不配合而且表现得很嚣张，他跷着二郎腿指着钟世才说：“我和你的领导是平级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调查我？”钟世才说：“不管你是谁，你是纪委的监督对象。我是代表组织来找你谈话，你不应该向我耍派头。”
正义的气场打压出心怀不轨者的原形。因为钟世才的毫不退缩，那名干部最终将自己的问题和盘托出，并向钟世才道歉。
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一次次，他硬是用一身正气顶住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。他像一块石头，又倔又硬，不惧风吹雨打。他对身边的同志坦言：“当纪检监察干部一定是要得罪人的，怕得罪人就不要当纪检监察干部。”
正是秉持这顽强不屈、大义凛然的风骨，几年来，钟世才牵头办理疑难案件、典型案件79起，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五百多万元。2006年他被贺州市纪委监察局记三等功一次，今年被评为贺州市优秀共产党员。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察厅授予他“全区优秀纪检监察干部”称号。
“群众利益无小事”
200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，阳光明媚，天气很好。可是个体经商户曾路生的心情却糟透了。
曾路生的心情怎么能好呢？他从2002年起为要回抵押在钟山县经贸局的3000元医药销售风险承包金，已四处奔走了近三年，尚无结果。
那一天，求告无门的曾路生一脸苦相走进了钟山县纪委信访室，接待他的是钟世才。听完他的叙述，钟世才说：“这事我们帮你办。”这时，有人提醒钟世才，按常规，这种情况不涉及个人，信访室完全可以将问题转给有关部门处理。钟世才不当“二传手”，他毫不犹豫：“三千块钱说多不多，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。人家带着信任和希望来找我们的，我们可以受点累，但决不能让他失望。”
钟世才带领信访室同志，先是找到了卫生局和医药公司的负责人，得知2002年以前医药公司归经贸局管。他们到了经贸局，又被告知当时分管医药承包业务的领导退休了。
退休了就算了？不行！钟世才和信访室的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已退休的那位领导，问清原委，但这位同志却强调自己退休了，不关自己的事。没有办法，钟世才只能再找经贸局的现任领导商量解决办法。在经贸局的配合下，半个月以后，终于查找到了当时的账目和承包合同。那份合同规定：承包人交纳3000元的风险抵押金，完成承包任务，经贸局就退还，否则不退还。曾路生已经完成了承包任务，经贸局应该退还3000元风险抵押金。
一个月后，曾路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3000元钱。但他不知道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钟世才带着信访室的同志在背后做了多少工作。
他打电话给钟世才千恩万谢，钟世才憨厚地说：“没什么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这是一个硬汉心底的柔软。对待群众的要求，他从不忍心说“不”。
2004年3月的一个大清早，一阵嘈杂声打破了信访室的宁静。来人三个，气势汹汹，一进来就嚷谁是老钟，他们要找钟世才。正埋头工作的钟世才赶忙站起来，微笑着答：“你们好，我就是钟世才，请问你们有什么事？”这一句和气的回答并没有消解三人的怒气，相反，他们更激动了，一步跨上前围住面前这位面容和善、声音温柔的同志，七嘴八舌的“控诉”开始了……
事后，他们说其实那天去主要的目的是泄愤，是宣泄，并没抱多少希望，因为他们太委屈了，委屈了太久。
这三个人分别叫钟雨考、钟上超和钟喜礼，是钟山镇城厢街四组村民，为了征地赔偿款问题四处反映无果。奔走十余年之久，他们中的两位黑发已变为白发，另一位从青年长成壮年。
有人指点他们说，县纪委有个老钟，很“清”，实在走投无路了，去找他试试。
老钟果然没辜负他们的期望。在找过老钟之后，他们再也没去找过别人，也不需要再去找别人。他们平均十天去一次县纪委，每次都是7点钟就去，因为老钟会利用8点正式上班前的这一个小时规划一整天的工作日程表。他们印象中的老钟总是很忙，但很热情，对待来访群众，不由分说先倒上一杯热水。
很快，县纪委监察局牵头，抽调国土资源局和城建局人员，加上村民代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钟世才任组长，重新调查核实当年征收村民的土地数。历经无数次的多方协调、六次土地丈量和赔偿款分配方案的五易其稿，2008年元旦，补偿的钱终于发到了村民手上。之前，村民代表想了很多感谢的话，但在现场，他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不停地喃喃说着谢谢两个字。于是，村民合计，春节期间找醒狮队敲锣打鼓到县纪委贺年，再送上锦旗，以表达感激之情。钟喜礼找到钟世才，钟世才说：“我们只是为群众做了力所能及的事，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礼？”在当地，敲锣打鼓舞狮送锦旗，这是最高礼遇。
作为“三进”信访室的十年“元老”，钟世才始终专注于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信访工作机制。
经过调查，钟世才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反映问题重大、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信访件不下转等“六个不下转”的信访工作思路，并推出对线索比较具体的实名举报优先排查等“五项措施”，引导群众实名举报。几年来，钟山县纪委信访初核率均达100%。
“多报五块钱也不行”
钟山县纪委副书记邓杰每次报账都会想起钟世才。
一次，钟世才拿着餐费发票找到时任县纪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杰签字报账。一共是面值80元的手撕发票。中午他接待了几个乡镇的纪检监察干部，按规定吃的是快餐，事先也已报告办公室。
邓杰看过发票，拿起笔就要签“属实”。这时，钟世才拦住她，说：“还要写上‘实报75元’。”邓杰愣住了，钟世才说：“实际花的就是75元。”邓杰说：“多五块钱，算啦！写上‘实报75元’，财会也不好入账。”钟世才却坚持：“这顿工作餐确实只花了75元，多报五块钱也不行，我不能占公家便宜。”最后，他几乎是恳求着说：“你就如实写上‘实报75元’吧，让我睡个安稳觉。”年轻的邓杰拗不过钟世才，只得写上了“实报75元”。
钟世才手中的权力，一尘不染。
熟悉钟世才的人都知道，对于吃请，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，他一概拒绝。他不但自己不去，还跟他手下的“兵”反复强调，纪委有纪律，不能去。
2003年春节前，被调查对象李某递给钟世才一个信封，说：“600元钱，给小孩过年用。”钟世才一把推开拿着信封的手，说：“谢谢！办案是以党纪国法为准绳，不以金钱为尺度。再说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公私要分明。”说完，径直走了。
钟世才的妻子1998年就从效益不好的陶瓷厂下岗了，被安排“再就业”做清洁工，薪水微薄。她几次向丈夫提出想换个工作，钟世才总是说：“没有合适的岗位，有机会再说。”可是，直到去年妻子退休，这个机会也没等到。
走进钟世才的家，几件老旧的家具让不大的屋子显得有些空旷。家里没空调，只有两个房间分别有一顶吊扇和立扇，很难想象一年又一年南方闷热的夏季和阴冷的冬季，他们一家老小是怎么过的。
钟世才不止一次说过：“纪委的职责是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，我们自己首先要行得正坐得端，不然怎么办案？怎么有脸见老百姓？”
“医生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”
从2000年出现皮肤瘙痒、红肿到2006年3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，这期间，钟世才忽视了太多体内病灶向他发出的示警信号。
得知他生病，办公室的女同事哭了。
在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向钟世才捐款的会上，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很多男子汉哭了。
曾和钟世才一起办案的钟山镇纪委书记钟镇数度哽咽：“我现在知道了，我老华（哥）是人，不是神……哪个人受得了这么累？”
钟世才查处过的原钟山县木材公司经理董峰说：“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，我们早就是朋友了，我希望他早日康复。”
钟雨考、钟上超、钟喜礼说：“我们商量着要去看望他。”
从2007年7月第一阶段8个疗程治疗结束，到2009年10月28日病情复发住进医院，除去定期复查，这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，钟世才几乎天天坚守在他热爱的岗位上。
早上，他走出家门，走过那条带点斜坡的马路，走过拐弯处的那棵大树，走进县纪委大门，几步一缓地爬上位于四层的信访室。
生病前的他走路风风火火，而治疗耗费了他太多的体能，他只能慢一点走，再早一点出门。
同事们一早走进办公室，总会发现桌子是擦过的，地是干净的，垃圾桶是空的，水是新换的———他们不用再为这些事费心，可是他们哪里忍心让他做这些啊？
外出办案的同事回来，走到门口听到他在电话里解答群众疑问，话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的。对方听不清，他就耐心地再“吐”一遍。化疗导致咽部粘膜严重受损，口腔溃疡泛滥，每次张嘴每次发声他都要费很大的力气、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同事没敢进门抹着眼泪又出去了。
妻子心疼他，求他少干点。他说：“正是我有病在身，做不了大事，就帮他们做点小事，让他们集中精力去办大事，也是一种贡献。”
他做的哪里是小事啊———他不能到办案第一线，就守在办公室里，以他的方式参与办案，参加接访，查看账本，整理书证。做这些的时候，他完全忘了他的病，他感到踏实。
领导同事都把他当做“宝”。在案子进入瓶颈或者攻坚阶段，他们都喜欢找他聊聊向他请教，他的一个点子一个线索一句话，往往能为整个案件打开突破口。
因为身体虚弱手发抖，写字时他握不住那支碳素笔。他想了个办法，在笔的下端套上一个螺丝帽，让笔沉一些，写起字来就不那么轻飘。他就是用这支螺丝帽套住的“大头笔”，做信访笔录，写初核报告，记学习笔记。不能控制的颤抖让他的字有时难以辨识，一份全文至少两千字的初核报告他通常要写两遍，再慢再费力也要为同事工整地誊抄一遍。
这一次，经过第二阶段近一个月的治疗，他又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挺过了生命的考验。
刚入院时，有同事来看他，他还挂念着手头未完的工作。稍好一点，他又开始在床上支起个小桌子写写画画。每次走廊里传来医生查房的声音，他就赶紧把小桌子和书本藏起来。检查之后，他总会问一个问题：“医生，我怎么样了？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？”
起初，考虑到他的病情，医生想给他换一间单人房，他说什么也不同意。每用一种新药或是好一点的药，他都要先问问医保能不能报销。他怕增加国家的负担，说不能再拖累组织了。
去看望钟世才的领导同事每每询问有什么难处和要求，夫妻俩都是齐摆手，齐摇头。
“不上班我心烦意乱，上班让我心情舒畅。”说完这话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看这样子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钟世才就又要坐回他朝思暮想的办公桌前，戴上老花镜，拿起“大头笔”，摊开那蓝皮的笔记本，继续入院前未写完的学习笔记…… （记者 梁 芳）
只要生命不息，就还是响铮铮那身风骨！
怀揣对亲人们无限的思念，他悄然离去。
他是勐乃河的好儿子，走过的一生就像那清澈的河水一样纯净、平凡而又坚韧。
纯净的他，一生清廉，从未搞过特权，就算兄弟和好友违纪也未曾网开一面。
平凡的他，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人，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认认真真地做工作，看到有困难的人就出手相助，温暖如同一抹阳光。
坚韧的他，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长期加班加点，就连离开也是倒在他挚爱的纪检监察岗位上。
谁都不愿意相信他就这样走了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说，他那连日加班忙碌的身影依然浮现在眼前；当环卫工人的妻子说，头天晚上他还在帮我绑扫帚；乖巧懂事的女儿说，每次回家都能看见他在伏案工作……
勐乃河的水如泣地流淌，这位好儿子悄然走完了４５岁的短暂人生。因为长期高强度地加班加点工作，劳累过度引发脑溢血，他倒在工作岗位上，一颗立志为纪检监察事业奋斗终生而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所热爱并从事了１７年的纪检监察工作。
他就是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纪委原常委、案件审理室主任刀会祥。
心怀使命 无私奉献
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３日、１４日，普通的双休日。
刀会祥又在加班工作，连日来的疲惫，没能消减他执着的工作热情。
１５日凌晨７时许，像往常一样，刀会祥提前来到办公室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县纪委宣教室主任陶智兰看到他又在埋头工作，问了一句：“刀主任，上班时间还没有到，你又在忙什么？”刀会祥平静地回答：“有一个信访件涉及到多年以前的档案，今天得再查看一下。”
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，这句话成为刀会祥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。
８时１５分，刀会祥昏倒在了他的办公桌前。虽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，但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。
事情发生突然，但绝非偶然。“春节以后，就感觉他很疲惫，经常用双手按太阳穴，问他，他总是笑着回答‘没事，休息不够’。”给记者描述着，刀会祥的同事周强顿时热泪盈眶。
是的，他太累了，同事们多希望他只是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下啊！
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５日，刀会祥出生在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正兴镇勐乃村一户傣族农家。涓流不息的勐乃河水孕育了勤劳、善良、淳朴的傣族儿女。
刀会祥的父亲勤劳俭朴，母亲善良温和，在父母的影响下，刀会祥从小就懂得了做事要认真，不贪玩，生活上要勤俭节约，知足常乐的道理。
能够走出大山到外面工作，一直是刀会祥儿时的梦想。
高中毕业后，他在家乡正兴镇税务所当了一年的助征员。１９８４年，刀会祥应征入伍。四年的部队生活，让他从一名少数民族青年很快成为一名组织纪律性很强的战士。退伍回乡以后，刀会祥进入景谷县正兴镇广播电视站工作。由于热爱学习，工作扎实，群众基础好，１９９３年２月，刀会祥当选为景谷县正兴镇党委副书记、镇纪委委员。１９９５年８月任正兴镇纪委书记，２００２年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８月任正兴镇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，２００５年８月调任景谷县纪委常委、案件审理室主任。
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，刀会祥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初学者，向书本学习，向同事学习。他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，求真务实、锐意进取、扎实工作，即使身患高血压多年，也不愿意占用工作时间住院治疗，仍心系事业，忘我工作。
翻开刀会祥遗留的１８本工作笔记，他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跃然纸上。
“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，执纪执法是职责所在，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，我责无旁贷，要做好这项工作。”笔记中的一页清晰地表达了刀会祥的心迹。
２００９年８月，刀会祥的母亲因心脏病复发到县医院住院。其间有一天，他与同事到乡下，给一个受处分人员送达处分决定。当事人却避而不见，其家属也有抵触情绪，不在送达证上签字。就在做工作时，刀会祥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：医院给他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书，要他立即返回。
刀会祥一直耐心地做受处分人家属的工作，直到天黑才得以办妥。一起去的同事对他说：“刀大哥，为什么不马上返回，我们可以改天再来，如果你母亲出了事，你一定会后悔终生的。”他却对同事说：“送达处分决定是有时限的，母亲有医生救，我去了也帮不上忙。”
还有什么比母亲的安危更令儿子揪心的？刀会祥为了工作，却把对母亲的牵挂深深地埋在了心底。
在常人眼里，纪检监察工作是个清贫而又“得罪人”的苦差事。
曾经有人对刀会祥说：“你在县纪委当个主任实在没有多大意义，还不如一些单位的股级干部有‘油水’，尤其是你这个岗位容易让人恨，你这样把人都得罪完了，以后怎么生活？”
刀会祥当即严肃地表示：“每一个岗位都是党和人民的需要，组织提拔我到这个岗位是对我的极大信任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一个岗位一份责任，岗位就是责任，而不是利用岗位上的权力捞好处，做‘好人’。”
刀会祥曾不止一次有机会到待遇更好的单位去担任领导职务，但他舍不得离开为之奋斗了多年的纪检监察岗位，始终表现出了对纪检监察工作无怨无悔的追求和热爱。
在刀会祥的办公桌上，有一本信笺，上面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字迹：“处分时间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１年”、“开始不认，后来认了”、“态度不端正”等寥寥几字，直到昏倒前他还在想着办案工作……
情义无价 原则更重
“纪委的工作有时会不被别人理解，但我还是喜欢这项工作，我这辈子不求做多大的官，有多少钱，能在这个岗位上认真做好工作就满足了。”
刀会祥平时默默工作，一般很少讲话，但他讲出的话常常铿锵有力。
他常说：“作为纪检干部不但要有正气，还要有勇气，我们决不能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。”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调到县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后，刀会祥为了使自己尽快掌握办案程序，熟悉业务知识，认真查看了之前的所有案件资料，学习了许多相关的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。不到一年时间，他就成为查办案件的骨干。
２００６年６月，景谷县某乡中心小学发生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此案案情复杂，涉及人员多，牵扯面广。刀会祥放弃休息时间，深入研究案情，仔细查阅相关法规，报请组织批准后在较短时间内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了处理决定。个别被处分人员不服处分决定，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甚至对刀会祥进行恐吓，还有人直接向普洱市纪委监察局提出申诉。市纪委监察局在审查后作出了维持原处分意见的决定。
刀会祥一直以来恪守严把案件事实关、证据关和定性处理关的工作态度，这一次他又经受住了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人民的检验。
“刀会祥是个‘黑脸包公’，连亲弟弟都不放过。”他办事认真、公正廉明的工作作风人人皆知。
２００３年，刀会祥在任镇纪委书记期间，县纪委向镇党委批转了一封举报他弟弟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）违纪的举报信。镇党委研究后，决定由镇纪委查处这件事情。而当时镇纪委除了刀会祥以外，其他委员都是兼职，如果刀会祥不出面，这件事情又没有合适的人去做。
一边是党组织的信任和严肃的党纪，一边是一直支持自己、代自己赡养老母亲的亲弟弟，两难中的刀会祥没有退缩，他说：“如果这件事情只能由镇纪委去做，那我就无法回避，也请上级纪委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而袒护他。”
有的亲戚对他说：“你弟弟犯的错误不算大，他这么多年操持一个家，赡养老人很不容易，你在镇上当领导，熟人多，就帮他说说情，不要处理他了。”
刀会祥含着眼泪说：“我是镇纪委书记，是维护党的纪律的，我弟弟是党员，犯了错就应该受到处罚。”
刀会祥的弟弟刀会光回忆说，当时哥哥告诉他，就算是父母，违纪也要查处。“我不恨哥哥，我理解他的工作。”
２００９年，刀会祥的一位好友因交通事故被免职，同时要接受党纪处分。在按程序进行案件审理、提出处分意见的时候，刀会祥对同事说：“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，但是党纪摆在那里，再难过也得这样做。”
“既然人民群众把我推到这个位置，我就要尽职尽责。”这个傣族汉子的话，句句都是从心窝里淌出来的。
“在县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期间，刀会祥共受理审结案件６０件６９人，包括他在正兴镇担任纪委书记期间所办的案件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到目前没发现任何差错。”景谷县纪委书记兰璋迪说。
“办案就要办成铁案。”刀会祥用扎实的工作切实履行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。
铁骨柔情 大爱如歌
在刀会祥家的阳台上，１９把绑好的扫把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。这是刀会祥去世前夜最后一次帮妻子干的活。
在家人眼里，刀会祥是一位正直而又有责任心的人。
２００６年，刀会祥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，根据他留下的笔记本记录显示：购房款总计１３．６万元钱，其中，个人自筹２万元，正兴信用社贷款１．５万元，景谷县信用社贷款８．１万元，向亲戚借了２万元。
买了房子，每月要还款，刀会祥家的生活过得很节俭，据他的日记显示，２００７年，他们家有７个月超支。
刀会祥一家三口，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他每月２４００多元的工资和妻子做临时工６００元的工资，扣除每月按揭还款９００多元、女儿３００元的上学费用和老人的赡养费用，一家三口人每月吃饭穿衣的费用剩下不到１５００元。
但刀会祥毅然挑起生活的重担，精打细算，量入为出，和妻子一起苦心操持这个家。
刀会祥的妻子李恒英高中毕业，在好几个单位做过临时工，但刀会祥从来没有为妻子转正的事找过任何人，直到他去世，他的妻子也只是县环卫站的一名临时工。
为什么不能给妻子找份好一些的工作？很多人无法理解刀会祥的行为。
对此，相濡以沫的妻子最能理解：“老刀说他是纪检监察干部，自己搞一次特殊，就失去了一份威信；破一次规矩，就留下了一个污点；谋一次私利，就失去了一片民心。再说，求人办事必然要请客送礼，老刀做不出来。”
刀会祥很体贴妻子，在认真做好工作的同时，回家后尽量多做一些家务，承担起照顾女儿的事。有时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还会绕道去妻子工作的地方，为妻子送去热水；有时看着妻子很辛苦，他会接过扫把帮妻子扫大街。
“每天下班回家，都能喝到老刀为我准备好的一杯凉白开。”回忆起丈夫的点点滴滴，妻子李恒英潸然泪下。
对妻子和女儿，刀会祥除了爱，还有一份愧疚。他生前曾对同事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我的妻子和女儿，为了家，妻子身体不好还要起早贪黑地去扫大街，女儿很为我争气，别人的孩子穿得五彩缤纷，可我姑娘最好的衣服就是校服。”
妻子身体不好，刀会祥答应带妻子去普洱检查一次，并已经进行了相关咨询。他历来是信守承诺的，但这一次却永远无法兑现了。
女儿刀倩是一个懂事好学的孩子，在成长中体会了父母太多的不易，她学习刻苦，在生活上从来不向父母提过高的要求。因为家境贫寒，考上普洱一中的女儿，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，最终选择了花费较少的景谷县一中。
面对前来慰问的云南省委常委、省纪委书记李汉柏，刀倩坚定地说：“我一定会努力学习，长大后我要去做爸爸做的工作。”
在女儿心中，父亲是一位正直、清白、默默坚守一切，并给了她最深沉的爱的人。
“当干部，做公仆，为民谋利不怕苦。生有限，情无限，百姓疾苦心中留。”《两袖清风为人民》是刀会祥最喜欢，也是唱出他心声的一首歌。
刀会祥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２２年乡镇工作经历，培养了他对基层群众的深厚感情。
在乡镇工作期间，他挂钩联系的村组交通不便，他就带领村组干部，多方协调筹措资金和物资，带领群众挖通了３．５公里的村组道路；虽然家境拮据，但看见村里正在修建木桥，他当即捐款１００元；在汶川地震发生后，他毅然从薄薄的钱夹中拿出了３００元；每次到农户家中，他都会顺便买一些食品带去……
他热情接待来访群众，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，在群众的心目中，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“贴心人”。
与对工作、对群众的热情相比，生活中的刀会祥对自己更显苛刻。
同事记忆中的刀会祥，吃，精打细算；穿，朴素整洁；行，靠一辆自行车……更令人心酸的是，刀会祥逝世的时候，身上那件白衬衫已经穿了五年，衣领上还破了道口子。
有一种平凡叫做奉献，有一种离开叫做永恒。斯人已去，精神永在。刀会祥虽然走了，但他用忠诚、奉献、大爱浇灌出的生命之花将在人们心中永远绽放。（记者 陈鹏 尚涛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