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：三国时期
宪台独立 因事设职
修晓波
曹魏的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。东汉末年曹操被封为魏王后，战事频繁，人心不稳，曹魏因时事而设职，以监察百官，控制豪强世族。诸葛亮在蜀国的为政实践证明，人格力量比虚设的制度管用。
经过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，东汉王朝名存实亡，一些豪强地主和世族势力乘机迅速扩张，成为地方的实力派。由于在混战中形成的魏、蜀、吴三国政权都是依靠豪强世族建立起来的，因此三国的统治者一方面必须对豪强世族加以限制，防止他们操纵朝政，同时又必须依靠他们。这就决定了三国时期监察制度的新特点，虽然在形式上与汉朝相似，但在实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
从地域上看，魏国占据的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。魏国境内有十二个州，而蜀国只辖有一个益州，吴国有三个州（也有人认为是四个州）。由此可见，曹魏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绝对优势。与此相适应，曹魏在政权包括监察制度的建设方面也比较完备。因此，本文主要讲曹魏的情况，最后讲一些蜀国的情况。
御史台脱离少府
曹魏设置御史台全面负责监察工作，最高长官为御史中丞。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后，一度将御史中丞改名为宫正。司马懿曾推荐鲍勋担任宫正，《三国志》的作者还特地解释说，宫正就是御史中丞。不久后，曹魏再次将宫正改为御史中丞。
御史中丞的属官主要有：治书侍御史，掌管法律，是御史台内的审案官员，地位较高，为御史中丞最主要的副手；侍御史，是御史台派往在京中央政府机构和一些地方的监察官，负责财政、人事、军事等方面的监察；殿中侍御史，专司殿内纠察，每逢朝会时，殿中侍御史就在头上插一支白笔，坐在宫廷大殿的侧阶上执行任务。
殿中侍御史为曹魏时首创，据说这样可以起到震肃百官、以壮皇威的作用。有趣的是，一次魏文帝曹丕上朝，看到大殿的台阶上端坐着一个人，头上还插了一支笔，就问身边的人这是干什么的。身边人回答不上来，还是一个叫辛毗的侍中说：“这是殿中侍御史，头上插的笔是用来举报不守法官员的。”说明曹丕也有糊涂的时候。
东汉御史台的官员，除派驻地方的刺史外只有18人，而曹魏时御史台官员的人数达到23人。另外，御史台的主要变化还体现在隶属关系上。东汉御史台名义上还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（掌管宫中服务性事务的部门），曹魏的御史台彻底脱离了少府。这一脱离是我国古代监察体制的重大变革，表明御史台已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。
尚书左丞管监察
尚书原系少府属官，负责殿内文书工作，地位很低。到东汉时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，日显重要，并有了尚书台的机构。从曹魏开始，尚书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，实际上成为最高政务执行机构。尚书台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，尚书左丞是尚书令的属官，但他的职责是监察包括尚书令在内的尚书台所有官员。尚书左丞取代了原来丞相司直的职能，这是随着尚书台逐渐取代丞相府处理朝政而相应发生的变化。
司隶校尉势力扩大
东汉末年，曹操曾做过司隶校尉。曹魏政权建立后，很重视这项工作。按照级别，司隶校尉排在各部门首长之后，但在朝会的时候，大臣们坐在宫殿的正南门外，这时司隶校尉坐在各部门首长的上首，一个人单坐，比东汉时的“三独坐”更为显要。进入宫殿后，再按职务高低，司隶校尉坐在各部门首长的下首，即回到了自己应该坐的位子上，也不单独坐了。东汉司隶校尉的属官有从事史12人、假佐25人，共37人，而曹魏时司隶校尉属官有从事史、假佐等100人，人数远远超过前代。
校事是特设的监察官
校事这个职官的设置，大概是在东汉末年曹操被封为魏王之后。当时战事频繁，人心不稳。同时，由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的养子，说起来曹操也是宦官的后代，他的这一出身为世人所不齿，他的对手也总是拿这一点来贬损他、攻击他。所以曹操急需一种超常规的工具，帮助他树立权威，监察百官，控制豪强世族，于是设置了校事一职。校事身兼帝王亲信、监察和军事执法官，能直接向曹操检举不法官员。最初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卢洪和赵达两个低级官吏。两人中，赵达的作风更加生猛。当时曹军中流传着一句话：“不畏曹公，但畏卢洪；卢洪尚可，赵达杀我。”曹丕称帝后，校事成为正式的监察官，监察对象无所不包，权力更大。公元239年，魏明帝去世，7岁的曹芳继位，大权旁落，校事失去了过硬的靠山。不久，大臣程晓上奏要求取消校事，他甚至把有些地方发生的水旱之灾也怪罪到校事头上。程晓的意见代表了豪强世族的心声，当时辅政的司马懿一心要取得大族的支持，以夺取曹氏政权，便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校事一职在曹魏只存在了30余年，但影响很大。今天我们谈论校事这一古代的监察官，应该从昨天的实际出发，曹操身边猛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没有震慑他们的“杀手锏”，行吗？特殊时期的制度做法不仅要合法，还要管用，即在实践中要行得通、见实效。校事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
交叉分工的特殊考虑
御史台、尚书左丞、司隶校尉、校事构成了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系统，但这四者之间的分工很多是交叉的：御史台负责全部政府机构的监察，名义上还管地方；尚书左丞的监察对象主要在尚书台内，是部门内设的监察官；司隶校尉监察京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官员；校事在曹丕时期，监察皇帝以下的文武百官。除尚书左丞外，其他三套班子基本上是重叠的。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两点，一是在监察体系内分权制衡，彼此制约；二是随着政治上的需要，须不断强化监察的力量，因为曹魏政权既要取得豪强世族的支持，又要加强对他们的控制。
曹丕接受谏官的意见
值得一说的是谏官的作用得到发挥。三国时谏官隶属于侍中寺，侍中寺是侍候皇帝起居生活和提意见的机构，建于东汉末期，曹魏沿用。侍中就是提意见的官员。《三国志》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例：文帝曹丕时，辛毗为侍中。文帝想把冀州的10万户世家大族迁到河南去。当时连年天灾，百姓饥苦，群臣都认为不宜搞大规模的搬迁，但文帝的主意很坚决。辛毗和其他大臣一起求见文帝，文帝知道他们想说什么，板起面孔，没给好脸色看，吓得大家都不敢作声，只有辛毗一人敢于说话。下面是君臣间的问答。
辛毗：“听说陛下要让世家大族搬迁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文帝：“你认为我做得不对？”
辛毗：“确实不对。”
文帝：“我不和你议论这事。”
辛毗：“承蒙陛下不嫌弃，让我担任了参与谋划的侍中，怎么不和我议论？并且我所说的并非出于私心，而是在为国家考虑，陛下怎能加怒于我呢？”
文帝自知理亏，不吭声，起身回内室。辛毗跟在后面扯住文帝的衣袖，文帝很生气地一甩袖子，进了内室。过了好一会，才从里面出来。
文帝问：“你为何逼得这么急？”
辛毗诚恳地说：“如果现在大规模搬迁，既丧失民心，又无法安置那些世家大族。”最终，文帝下令把迁徙的人数减半。
侍中敢提意见，帝王先怒而后从之，这个故事被后人津津乐道。这里，有两个因素应考虑进去：一个是辛毗为曹操时的老臣，资深望重；另一个是更重要的，即当时处于战争年代，必须君臣一心，共同对外。这是客观环境使然，亦是对皇权的一次制约。当然，曹丕能做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。
豫州经验在实践中不可行
曹魏对地方的监察仍沿用派刺史的做法。魏国共有十二个州，州的“一把手”称州牧或刺史，他们握有监察权，但却是以行政和军事长官的身份对下属进行监察，性质与西汉专职监察的刺史已不相同。监察工作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占有多重地位、甚至抓与不抓，完全因人而异。
曹丕时有一个叫贾逵的人，做了豫州刺史，他就没有忘记自己还有监察的职责，坚持按规矩办事，到任没几个月，就把辖区内二千石以下官员有不法行为的都给举报了一遍，免了他们的职务。当时曹丕刚刚称帝，急需加强对地方的控制，就同意了贾逵的做法，称赞贾逵是真正的刺史，并让其他各州都学习豫州的经验。
豫州经验集中在“察吏六条”上。具体监察的内容为：第一，因官员失职而造成百姓困苦或蒙冤；第二，六百石（县令一级）以上官员的从政情况；第三，为官不廉造成盗贼横行以及基层干部鱼肉乡里；第四，违反农田生产规律，不顾耕耘农桑、捕获鱼猎的禁令，造成对农业的破坏；第五，在推举品行端正、才华突出者时有舞弊行为；第六，不遵守财政纪律，仓库钱谷损耗严重。从立法的角度看，“察吏六条”无疑具有积极作用，其内容比西汉武帝时的“六条问事”还丰富（比如对荐举人才的监察）。但由于曹丕不是汉武帝，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完全不同，此时的刺史已成为地方一级的行政长官。由于战乱不已，即使在魏国内部局势也不十分稳定。史书记载贾逵做豫州刺史时，曾说过一句话：“时天下初复，州郡多不摄。”这里的“摄”是收敛的意思。由此可见，军事斗争是当时的第一要务，监察工作只能服从服务于第一要务。如果各州都像贾逵那样扳倒一大批的贪官或不法官吏，很可能造成两军对阵之前先乱了自家的阵脚。因此曹丕关于推广豫州经验的话，只能是说说而已。
人格力量比虚设的制度管用
最后说一说蜀国的情况。在三国中蜀国国力最弱，监察制度也比较简略，但诸葛亮的人格力量弥补了上述的不足。
诸葛亮赏罚严明，而且能以身作则，这使他在蜀国享有很高的威望。马谡善于谈论兵法，诸葛亮很器重他，每次引见总是从白天谈论到深夜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由于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，不听王平的劝阻，导致街亭失守，蜀军全面撤退。回到汉中，诸葛亮查明原因，挥泪斩了马谡，同时奖励了王平，把他提拔为参军，统领五部兵马。诸葛亮对将士们说：“这次兵败街亭，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，可我用人不当，也应该负责。”随即上了一份奏章给汉后主刘禅，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三级，结果他从丞相降为右将军。这种做法，我们今天叫自觉实行责任追究制，现在有的地方实行责任追究还有阻力，可1700多年前的诸葛亮却做到了。
诸葛亮的人格力量还源于他很廉洁。刘备取得益州后，曾赐给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等功臣每人金500斤、银100斤、钱5000万。这个数字作为一次性的赏赐是大的，但作为全部家产却是个小数，诸葛亮的全部家产大概只有这些。他在给刘禅的上表中说：臣家在成都，有桑树800株，薄田15顷，一家人可以温饱。臣随身的衣物用品，都是靠官府供给，没有其他任何来源。臣死以后，如果查出有多余的财物，那就是对不起国家。他临死时在遗书中写明，只以随身衣装入葬，不用任何陪葬品。
表率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诸葛亮能够率先垂范，要比形同虚设的监察制度强上好多倍。有人统计，三国时期魏国发生过十二次农民起义，而蜀国只发生两次。这说明蜀国政治较为清明，腐败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得到遏制，所以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。